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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。

　　俞敏洪总结过新东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七大危机，其中就有高管离职带来的“经营危机”。

　　陈、沙二人离开后，新东方权力向上集中于创始人俞敏洪一人。对外话语权、内部控制权、高管任命权，俞敏洪全部一手掌握，他终于完成了从“土鳖”，到中国最大民营教育集团实权掌门人的蜕变。

　　但与此同时，这也意味着新东方中生代管理层断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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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前新东方 AP 经济老师杜博识曾写过一则寓言展现老师离开创业的原因：

　　“狮子开肉铺，起初雇了一群狼，酬劳很高，经常打到野牛野猪。狮子并不教授狼捕猎技巧，主要的精力放在宣传店铺。随着顾客增多，狮子认为主要是肉铺的名声起了作用，于是给狼的酬劳逐渐降低，很多狼就离开了，自己开了小肉铺。”

　　一位 08 年离职的原新东方英语老师在给多知网的投稿中写得更明白，自己离职时新东方课酬走低，福利也不行。“以我自己为例，去年（2012 年）收入大概两百万，远高于在新东方时。”

　　“老师们敢单干的原因是，收益提高了，风险却没有被放大。培训核心就是面授，就是老师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，招生根本不愁，风险很低。”当老师觉得自己带给品牌的价值超越品牌带给自己的，自然就离开了。

　　这位老师也道出了新东方模式的核心，名师大班授课。就像俞敏洪最初借了个四五十人的教室来做免费讲座，结果来了两百多人一样，新东方课堂也通常是上百人的大班课，老师站在上面激情澎湃，以学生打分为考核依据，如果课讲得不好，还会被学生赶下台。

　　有新东方老员工回忆当年新东方讲座盛况。他们曾在对外经贸大学安排了一场德、法、日三部门最牛老师的联合讲座，几百人教室爆满，讲座结束后学生不肯离去，第二天咨询电话被打爆，报名人数直线上升。

　　但名师大班课带来的弊端同样明显，就是学生更容易认准老师本人而不是新东方品牌，当老师离职成立公司或工作室开课，学生自然就跟着走了。

　　出走名师里很多已做到分校校长或高管，这也是新东方被称为创业界黄埔军校的原因。

　　新东方一直奉行校长负责制，校长在管理上有充分自主权，财务独立核算，只需每年向集团上交足够利润。新东方开疆拓土的方式通常是校长领一笔启动资金去外地，选址、装修、办班、招生，其中人员招聘、营销方式、发展战略等环节都能自己做主。

　　陈向东 2002 年拿着 30 万元去武汉创办新东方学校，第一个完整年度就获得了 1500 万利润，占当年新东方利润的近1/4。

　　新东方权力向上集中于一人，向下却分散于各分校校长。全权办校过程中，校长实际就是在创业。校长一旦离职，很容易就能带走骨干团队，轻松搭建新班子并复制原有工作内容和模式，然后进一步吸引还留在新东方的伙伴。

　　虽然意识到了问题，但俞敏洪认为，新东方有历史，做实验的成败和代价也许不可承受，“所以我宁可抱着那种被人指责落后或者说是不进取的这样一个名头，也不愿意把新东方作为一个新模式的经营模式的实验厂。”

　　于是“进取”的人纷纷离开，并纷纷成了新东方的竞争对手。

　　创立新航道时胡敏说，“我们不是和新东方树敌，而是促进整个教育培训市场”，但双方打擂台的意味还是很浓。新航道起初 50 多位教师绝大部分来自新东方，课程与新东方主营英语培训业务重合度很高，招生对象也一致。当时业界都认为，新航道成立对新东方市场是个冲击。

　　沙云龙离职后创办的朴新教育只花了 4 年时间便在美国上市。朴新教育的战略是收购已有公司和学校，使得版图迅速扩张，短短几年就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拥有了 400 多所分校。其重点投资领域包括 K12 课外辅导、出国教育培训、留学服务等，和新东方重合度也很高。

 

（编辑：桂林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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